岳飞精神

(一)?? 岳飞的高尚情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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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节俭廉洁 谦虚敬贤

岳飞起自寒微之家、行伍之中,不到十年,“位至将相”。他虽身居显位、高官厚禄,但并没有忘记民间的疾苦,而是保持了节俭淡泊、刻苦励志的美德。

当时诸大将中除岳飞外,刘光世、张俊、韩世忠、吴玠、杨沂中,都以经营田产致“金钱巨亿”,“置歌儿舞女”竟相侈靡。高宗也鼓励他们这样做。而岳飞,除了高宗赏赐之外,不经商,不置田产,不营造豪华的宅邸。平时饮食不超过两个荤菜。一次,留部将郝政进餐,碰巧一个荤菜也没有。赦政进送酸馅,岳飞尝后,把剩下的当作“晚食”。岳飞在家穿的是布衣素服。岳飞不娶姬妾,家中更无歌伎舞女。

岳飞自己过着淡泊清廉的生活,对他人则慷慨解囊。他得到朝廷厚赏,都用来奖励战士。军国缺粮,宁可出家财、私藏以资助。母亲、兄弟从北方接出来后,在九江安家,聚族而居,但家产“仅有田数顷”。

岳飞被害抄家,“家无余财”。秦桧不相信,穷凶极恶地审问岳飞家的吏仆,结果,还是被抄家时的那点财物。二十年后,岳飞得到平反昭雪,朝廷偿还岳家充公的财产,计钱仅三千八百二十二贯,水田七百多亩,陆地一千一百多亩。经办的官员,“恻然叹其贫”。而大将刘光世,不算他在浙江青田霸占的大片土地,光在淮东,就夺取民间膏腴水田三万亩。当时诸大将在杭州都建有规模宏大的宅邸。唯独岳飞没有。高宗打算在杭州给予岳飞建造华丽的府邸,岳飞慨然辞谢,他说:“北虏未灭,臣何以家为!”

淡泊存高志,宁静以致远。岳飞确是当之无愧的。

岳飞办事果断,但绝不刚愎自用。他能够广采众智、虚心纳谏。每池出征,士人争陈方略,岳飞则圪较其优劣,有选择地采纳,并各赠送一份礼物。部将赦政的门客侯邦,太学生出身,一次向岳飞献计,为岳飞所采纳。岳飞感到这是一个人才,便留于账前使用。赦政害怕侯邦在岳飞面前揭发他的阴谋,要设法除掉他。岳飞知道后,大怒说:“赦政何人,敢杀士人!”侯邦遂得到了岳飞妥善的保护。平时,岳飞常对周围的属官说,倘有做的不是之处,应当及时提醒他,以消灭工作中的大小错误。对重大的事,岳飞总是先找人共同商量,慎重处理。

南宋诸大将如张俊、刘光世、杨沂中等人都是贪功忌才的人。一次,刘光世在高宗面前大言不惭地夸口:“他日史官记中兴各将帅,书臣功,功第一!”

对这样一个尸位素餐的懦将,如此贪功,连高宗也不得不申斥他“徒为空言!”而岳飞,功盖天下,却从不居功。每临功赏,总是以“无功”辞谢。高宗也不得不承认岳飞“推功名而不居,”“每拜官必力恳避”。岳飞也不以功自居,却推功及人,让功于同列与部属,这是南宋诸将中所仅有的。

岳飞身居显要,职权很大。但他从不以私事去“干请朝廷”。幕僚刘康年,受命赴杭州呈报襄阳之功时,他利用职权,在空白公函上填写了封岳飞母亲为“魏国夫人”,岳雷授“文资”官阶的请求。朝报公布了此项任命后,岳飞不胜惊骇,立即上书力请收回成命,表示决不敢以“私门”希求恩宠。为此,岳飞还惩办了刘康年,并要求朝廷对他治罪。岳飞不以“私事干请于朝”,当时朝野“翕然称美”,都说岳飞“有古贤将之风!”

岳飞为人刚直不阿,正气浩然,而且重情谊,讲恩信。当高宗、秦桧设计陷害韩世忠时,张俊明知韩世忠无辜,但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,不惜依附秦桧,陷害韩世忠。而岳飞得知高宗和秦桧要陷害韩世忠时,竟奋不顾身地保护韩世忠。岳飞主持正义,从不以炎凉荣辱改变对人的看法,他痛恨忘恩负义之辈。张所,是岳飞崇敬的前辈,也是岳飞的“恩人”,在岳飞危难之秋,他提拔了岳飞。可是不久,张所的境遇则一落千丈,为投降派所斥罢,死于岭南。当时有些在夫,对在朝的投降派,唯恐攀附不上,哪里肯替张所讲名公道话?岳飞却在张所落难之后,寻访到张所的幼儿张宗本,把宗本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女,亲自教导抚养。宗本到了弱冠之年,岳飞又把朝廷推恩赐给自己儿子的“官”职,计宗本去顶。张所死后多年,岳飞还在给高宗上书中称赞张所力主收复两河的抗金决心,痛斥“误国败事”的奸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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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?教子从严 奉母至孝

岳母刺字,激励岳飞从军抗金、尽忠报国,为岳飞教子树立了榜样。

岳飞在五子一女:儿子为岳云、岳雷、岳霖、岳震、岳霆,女儿为安娘。 岳飞对子女教育极为严格,首先从生活上培养艰苦朴素、热爱劳动的美德做起。当时,从农村到都市,酒铺林立,喝酒成风。岳飞却对儿子们规定:除了喜庆节筵外,平日里一律不准进酒。每天对子女们的功课是抓的很紧的,学业完成之后,岳飞还要他们拿着畚箕,扛着铁锹,到菜园里劳动。他对子女们常说:“稼穑艰难,不可不知也!”

宋朝的官员到了一定的品级,规定其子孙享有当官的权利,官品越高,可封官数目越多,这个制度叫“任子恩例”。岳飞一生只“享受”过一次特权,他不是替儿子补官,而是让给了恩人张所的儿子张宗本,他没有让自己的儿子享受这种特权,宁可让儿子们闯出一条“自立勋劳”的道路。

身材瘦小的岳云,十二岁那年,即被岳飞送到张宪部下当了一名士兵。当时,岳飞部队中都称岳云为“羸官人”。岳云入伍后,岳飞视岳云和其他士兵一样。生活起居,训习武艺,行军作战,都不许有特殊照顾。在严格的管教下,岳云的武艺提高的很快。绍兴四年(1134年)岳家军收复襄阳六郡,此时岳云年方十六岁,他手持八十斤重的一对铜铁锥,首先登上随州城,立下了头功。 岳飞对部队将士的战功“丝毫必录”。可是对岳云所立的大功,却“隐匿”不报,事过一年,朝廷负责考核、选拔官吏的部门知道了此事,才按常例提升岳云为武翼郎。岳飞这样做,连张浚也不满,他说:“岳侯避宠荣一至此,廉则廉矣,然未得为公也!” 岳飞听了说:“群之驭臣,固不吝于厚赏;父之教子,岂可现以近功?”严于教子,在岳飞心中,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,那就是自己身为统帅,不仅在冲锋陷阵上要身先士卒,即使在论功行赏上也要表现出谦让精神,以便和衷共济。他曾以说过:“正己而后可以正物,自治而后可以治人,若使臣男受无功之赏,则是臣已不能正己而自治,何以率人乎?”在岳飞从严教育下,岳云逐渐成长起来。在二十二岁那年,岳云就能挑起统率一军的重担。颍昌大战中他亲率北嵬军投入血战。在王贵一度怯战、形势不利的情况下,岳云沉着地指挥整个战场的战斗,稳定了战局,最后取得了大捷。这表明岳云无论在军事指挥艺术、作战勇敢和建树战功方面,都无愧为岳家军中卓有声望的一位将领了。

岳飞看书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,对家里人也如此要求。他一回家,脱下官服,就穿上布衣,因此家里人平时都穿布衣。

岳飞是孝子,对老母亲侍奉唯恐不周。不出军时,虽戎务缠身,每天傍晚必抽空支母亲房内探望。母亲卧病以后,他亲尝汤药,跪送病榻,关经常关照家人要注意母亲的饮食寒暖和衣被的替换。在母亲寝室,话不多说一句,走路避免出声,唯恐影响母亲的休息。一旦出师,又谆谆嘱咐家人,务必好好奉侍卧病在床的老人。

岳飞妻子李氏夫人,在岳飞、岳云遇害后,便和儿子岳雷等被流放到岭南,家道骤然从高门显贵的地位跌入比平民百姓还不如的罪徒逆境;但她坚贞不屈,继承夫志,在流离颠沛的困苦生活中,每天仍然督促儿孙们完成当天的学业,从不稍懈。

岳飞的家教是卓有成效的。在儿辈中,培养了岳云这样名垂青史的青年将领;在孙辈中,出了岳珂这样着名的学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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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身先士卒 执法严明

岳飞的治军为当时诸帅所钦佩、所折服,也为朝野所共赞。张俊早年就曾经向岳飞讨教过治军的经验,高宗也称赞过岳飞“治军之有法,虽观古以无惭。”这个评语对古代军事家岳飞来说,决没有言过其实。岳飞治军经验十分丰富,其中有一些经验,直到今天,仍然具有借鉴的意义。

岳飞时刻不忘洗刷国耻,还我河山,他以民族和国家的大义激励士气。出征杀敌前,岳飞常常亲至队列前,慷慨陈辞,每讲到国家的深仇大恨时,又往往情不自禁,仰天长叹,泪水奔涌,气塞得讲不出话。将士们无不感动得唏嘘而泣。  岳飞关心士卒的生活,与他们同甘共苦。在供给困难的情况下,岳飞“与士卒最下者同食”。行军宿营时,如果士卒露宿在野外,岳飞也决不进房。有时地方送来酒肉来犒劳,必平均地分配给将士。有时酒的数量较少不够分配,便在酒中渗些水进去,哪怕“人受一啜”也好。朝廷有犒赐,有时数万、有时数十万贯不等,岳飞“一钱不私藏”,如数分给将士。士卒有病,岳飞亲自抚问,调药。部队出征后,岳飞吩咐留守人员要关心将士家属的生活,还叫自己的妻子去慰问将士家属。有困难的士兵家属,嘱咐留守部门赠送银子、绢帛,以解除前方将士的后顾之忧;家属受到照顾和关怀,纷纷勉励丈夫、儿子在前线杀敌立功。

岳飞治军纪律严明,秋毫无犯。他规定凡是损坏庄稼,妨碍农作,买卖不公平的,要处死刑。有一个士兵,私取老百姓的一缕苎麻用来捆马草,岳飞查实后,当场斩首。部队行军宁愿露宿村头,也不敢去惊动村民;即使村民请他们进屋去住,如果没有上级命令,依然不敢进去。援淮西时,岳飞军屯住合肥。岳飞曾派一骑兵过长江送公文,不巧碰上长江风急浪高,渡口禁渡。骑兵不顾渡口管理人员的劝告,坚持非渡不可。他说:宁愿溺死在江中,我也不敢耽误岳相公的命令。

岳飞要求将士遵守纪律,做到秋毫无犯,自己也身体力行。一次行军经过某地,部队第二天就要开走。地方长官听说岳飞来了,天一亮就在城外路口搭起账篷,准备了盛筵饯别岳将军。可是,眼看队伍快走完了,也未见到岳飞,这些地方官发急的问: “大将军何在?”殿后军回答说:“已夹在普通将佐中走了!”为了不打扰地方,岳飞不摆大官架子,严于律己为将士们作出了榜样。

岳飞执法严明,赏罚公平,“待千万从如待一人“。赏者不嫌疏,罚者不避亲。在攻莫邪关时,张宪的部下郭进先登,岳飞当场解下金束带,连同自己所用的银器加以赏赐,并把他从士兵升为军官。凡是立有战功,无论是将领,还是士卒,岳飞决不遗漏一人。谁如果违犯纪律,也不问是亲还是疏;是官还是兵;决不放过。岳家军屯驻徽州时,老百姓控告岳飞舅父姚某有欺压行为,岳飞就将此事转告母亲,要母亲罚她的兄弟。赏罚严明,不等于滥用刑罚。岳飞对将校们说,士卒有达,应该以教训为主,不要动不动就鞭笞杖击。

岳飞主张重选拔,谨训习,兵贵精,不贵多。高宗下诏将韩 京、吴锡二军拨给岳飞后,岳飞将其老弱和不习于战斗的兵卒遣送回家,留下的竟不满千人,由此可见岳 选拔之严。留下的这些士兵在岳家军中专门训练了几个月,才算合格。岳飞军有一支精选的劲旅,称作背嵬军(即亲随军),比其他将帅的亲随军战斗力更强,堪称勇健无比。“凡有坚敌,遣北嵬军,无有不破者。”平时,岳飞十分重视军事训练,视无事如有事。训练时,训练项目、训练要求,均根据实战需要出发。有时老百姓围观,惊叹岳家军将士武艺高超,“望之以为神”。

岳飞在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,带头冲锋陷阵。岳飞从列校到部将,直至统帅,凡是他亲自参加的战斗,总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,“自为旗头”。凭着他的勇敢、智谋和举世无双的武艺,带领部队在敌阵中横冲直撞,每次都赢得胜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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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岳飞的民族精神——尽忠报国

在我国广为流传、几乎家喻户晓的“岳母刺字”故事,就是歌颂了岳飞的“尽忠报国”的思想。历史上无从考证岳母姚氏是否曾为岳飞刺字,但,岳飞作为一种信念,请人在背上刻下“尽忠报国”四个大字,史籍确有明文记载:《宋史》卷三八○《何铸传》:秦桧力主和议,大将岳飞有战功,金人所深忌。桧恶其异己,欲除之,胁飞故将王贵上变,逮飞 系大理狱。先命铸鞫之。铸引飞至庭,诘其反状,飞袒而示之背,背有旧刺“尽忠报国”四大字,深入肤理。

显然,“尽忠报国”,是岳飞早年立定的志向。从岳飞从军以后的半生戎马生涯和战斗实践来看,他所谓的“尽忠报国”,大致可以落实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军事行动上:一,平定流动于南宋统治区域内的军贼、游寇,如李成、曹成等;二,镇压对南宋政权进行武装反抗的农民起义军,如虔、吉地区的十大王和湖湘地区的杨幺等;三,抗击一再南侵的女真铁骑,恢复失地,报国仇,雪国耻。

岳飞一生坚守的 “忠”,其核心内容是忠于国家,而不是忠君。在北宋民族矛盾、阶级矛盾日益加剧的客观形势刺激下,君与国家并非完全一体的思想,已逐步形成一种新思潮,岳飞则深刻地受到了这种新思潮的影响。纵观岳飞近二十年金戈铁马生涯,他的忠的观念,诚如前述,既忠君、又忠社稷、忠于黎民百姓。然而,一旦在忠君与忠国关系问题上发生矛盾时,岳飞毫不犹豫地以尽忠报国为重。建炎元年(1127年)五月,赵构在应天府登基称帝后,岳飞大为兴奋,指望新皇帝能承担起抗金救国,收复中原故土的重任。然而,这希望很快变成了失望。岳飞没想到新即位的皇帝,是一个极端自私的投降派,不但听不进宗泽一而再再而三的恳请其亲率六军,返回汴京,担当起号令抗金的重任,相反,他却采取逃跑路线。这激起了岳飞的愤慨。他不顾从八品(秉义郎)小官位卑言轻,亲笔写下了《南京上皇帝书》,越级、越职向皇帝表示了抗议。为此,岳飞受到了“小臣越职,非所宜言,夺冠归田里”的处分。

岳飞之忠,首先是忠于国家,此种观念,几乎无处不体现在岳飞的言行中。建炎三年(1129年)秋,金军突破长江防线,健康失守,皇帝逃到海上,官兵逃溃,岳飞面对如此混乱局面,始终坚持拯救国家于危亡之中的新年,毫不动摇。他为激励自己的部下,慷慨陈辞:“我辈……当以忠义报国,立功名,书竹帛,死且不朽。”“忠义报国”,这是岳飞的誓言,也是岳飞的耿耿忠心。

岳飞“尽忠报国”“忠义报国”,其具体的内涵是“殄丑虏,复三关,迎 二圣,使宋朝再振,中国安强。”总之,岳飞之忠,核心是忠于国家、忠于名族。岳飞之忠君,并非绝对,忠君不可能完全等同于愚忠。后世人对岳飞“愚忠”的印象,其实并非真正得自于准确的历史记载。岳珂编写祖父岳飞的传记,即《鄂国金佗稡编》的《鄂王行实编年》,固然竭力讳避和抹煞岳飞与宋高宗的矛盾,但强调、渲染和虚构岳飞的“愚忠”形象,还是更晚的事。清朝乾隆皇帝为使臣僚对自己尽忠,有意将岳飞渲染为对皇帝“愚忠”的楷模。他称赞岳飞“知有君而不知有身,知有君命而不知惜己命,知班师必为秦桧所构,而君命在身,不敢久握重权于封疆之外”。此段评论并不符合史实,岳飞为抗金成功,并未回避久握军权之嫌,绍兴十年班师时,他也未料想会遭秦桧的毒手。当然,给人印象最探者,还是《说岳全传》、戏曲之类的艺术虚构。如在清人钱彩的《说岳全传》中,岳飞死到临头,仍对宋高宗感恩戴德,忠心不二,他亲自捆缚企图造反的岳云和张宪,引颈受戮。其实,宋人尽管一般都肯定岳飞,却并未将他作为忠君道德的楷模,更无人认为他有今人所谓的“愚忠”思想。理学集大成人物朱熹在肯定岳飞“忠勇”的同时,又认为岳飞“有些毛病”。“毛病”之一是“骄横”,“若论数将之才,则岳飞为胜,然飞亦横”。“岳飞较疏,高宗又忌之,遂为秦所诛”。“毛病”之二,是“恃才不自晦”,锋芒毕露,不行韬晦保身之计。如今看来,朱熹的一些指责,倒恰好是岳飞的一些优点。例如他在绍兴七年愤慨辞职,绍兴十年违诏出师,说明他对皇帝并非是绝对服从,而毫无怨尤。

在中华四千年的悠久历史巾,对后世子孙起着巨大精神影响的历史伟人,为数并不多,而岳飞则是其中的—位。岳飞“尽忠报国”的精神,他的高风亮节,不仅为表率于宋代,也激励着后世。